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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近年来，虚拟货币交易从极客圈层迅速蔓延至大众投资领域，在带来巨大财富效应的同时，也催生了日益频繁的刑事法律风险。我经手的诸多案件中，不乏原本仅为普通“炒币者”或项目参与者的当事人，因市场暴跌、项目或兑付困难，被大量亏损投资者集体举报，最终以“诈骗罪”被立案侦查。这类案件的核心争议，往往并不在于客观损失是否存在，而在于行为人是否具备“非法占有为目的”的诈骗主观故意。

　　本文剖析的案例极具代表性。当事人王先生（化名），一名早期数字货币爱好者，因参与某代币发行（ICO）及后续市场行为，被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，涉案金额特别巨大。经过深入研判与庭审交锋，我们成功将辩护焦点锁定于“行业风险认知不足导致客观行为与主观故意的割裂”这一关键命题。最终，法院采纳辩护意见，认定诈骗罪主观故意证据不足，但鉴于其行为客观上造成投资者损失，构成较轻罪名，判处缓刑。这一结果，对王先生而言，无疑是命运的转折。

　　2019年至2021年间，王先生积极参与某区块链项目的社区建设。他并非项目创始人或核心技术成员，但因较早接触并看好该项目，长期在社交媒体和社群中发布分析文章、解读项目愿景，并应项目方邀请，协助开展非技术性的宣传推广工作。该项目通过ICO募集大量资金并发行平台代币，王先生本人亦投入重金购入该代币，成为主要持有者之一。

　　随着市场转入熊市，项目进展缓慢，代币价格断崖式下跌，大量后期投资者损失惨重。在情绪驱动下，他们将项目方及王先生等社区活跃“KOL”一并举报，指控其合谋实施虚假宣传，构成诈骗。

　　侦查机关及初期审查起诉意见认为：王先生明知项目存在技术瓶颈与夸大宣传，仍为牟利鼓吹，诱导投资，其行为符合诈骗罪中“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”的构成要件；加之其在价格高位减持部分代币，进一步佐证其具有“非法占有目的”。

　　接手案件后，我们并未陷入“宣传内容是否完全真实”的细节纠缠。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币圈，任何乐观预测都可能被事后解读为“虚假承诺”。我们选择了一条更具根本性的路径：系统性解构“诈骗主观故意”的成立基础。

　　我们的核心辩护观点是：王先生的行为，本质上是一名“对行业风险认知不足的过度乐观参与者”，而非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诈骗实施者”。具体从以下四个维度展开：

　　王先生并未与项目方签订固定推广协议，其宣传行为多为自发、无偿。其主要收益来源于个人在二级市场买卖代币的差价，而非诈骗赃款分成。尤为关键的是，他本人是该代币的重仓持有者与“深度套牢者”，资产缩水程度与普通投资者相当。一个意图诈骗他人资金的人，却将自身财富置于同等甚至更高风险之中，这在逻辑上难以成立。其行为动机更符合“期待项目成功、推动币价上涨”的投资逻辑，而非非法占有他人财产。

　　必须将行为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中审视。2019至2021年，正值区块链概念炒作高峰，“百倍币”“千倍币”的财富神话充斥市场，整个行业弥漫着技术信仰与投机狂热交织的氛围。在此背景下，包括王先生在内的许多参与者，对项目落地难度、监管风险、技术可行性等关键问题的认知严重不足。他的宣传更多源于一种带有缺陷的真诚信念，而非恶意虚构。将事后的“认知偏差”等同于事前的“诈骗故意”，实为典型的“事后诸葛亮”式归责，违背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原则。

　　检方将王先生在价格高点的部分减持视为“非法占有目的”的铁证。我们则通过完整交易流水与金融专家辅助说明指出：在高波动性的加密市场，理性投资者进行部分减持以锁定利润、控制风险，是普遍且合理的操作。结合其仍持有绝大部分仓位、持续参与社区建设的行为，恰恰说明其对项目长期看好。这种“边减持边持有”的模式，与诈骗得手后迅速转移资产、切断联系的行为模式存在本质区别。

　　我们在辩护词中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犯罪、非法集资类案件的指导意见，以及学界关于“风险投资刑法边界”的理论成果，强调：在高风险新兴投资领域，应审慎适用诈骗罪。只要资金真实用于项目运作，且已向投资者揭示基本风险（即便揭示不充分），因市场波动、经营失败导致的损失，应优先通过民事或行政途径解决，而非轻易刑事化。本案中，项目方确有开发尝试，资金用途基本符合承诺，为“非诈骗性质”提供了事实支撑。

　　庭审中，我们申请项目技术人员、社区成员出庭作证，并提交王先生早年撰写的、体现其技术信仰的数十篇博文，构建了一个立体形象：一名因认知局限而过度乐观的技术爱好者，最终被市场反噬并牵连入罪的悲剧角色，而非精心策划的欺诈者。

　　合议庭最终采纳了核心辩护意见。判决书明确指出：“被告人王某受特定行业环境影响，对投资风险认知不足，其宣传行为虽有夸大，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，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。” 同时，法院认定其行为客观上扰乱市场秩序，对投资者损失负有一定责任，遂以情节较轻的非法经营类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，缓刑三年。

　　本案的辩护成功，是刑法谦抑性在新兴经济形态中的一次具体实践。它警示司法机关：在审理涉及虚拟货币等前沿领域的案件时，必须穿透交易表象，深入考察行为人的真实认知状态与主观意图，避免将市场风险误判为刑事犯罪。

　　切勿轻易承认“诈骗”定性：商业失败或认知偏差不等于犯罪故意，应与律师协作，全面梳理能证明真实动机的证据。

　　辩护重心前移：在侦查与审查起诉阶段，即应围绕“主观故意”展开论证，争取不捕、不诉的有利结果。

　　善用专家与背景证据：引入行业专家意见，系统收集反映时代认知水平的材料，是说服司法机关理解“认知局限”的关键。

　　刑事辩护，尤其在法律与事实的灰色地带，较量的不仅是法条功底，更是对人性、商业逻辑与时代精神的深刻洞察。此案虽已落幕，但它所确立的“认知不足≠诈骗故意”的裁判逻辑，将为更多从业者与法律人照亮前行之路。

　　林智敏律师，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，经济犯罪辩护领域的资深出庭律师。其执业生涯深度聚焦于诈骗类犯罪，尤其在诈骗罪“非法占有目的”的主观故意辨析上，形成了独具匠心的辩护体系与理论洞见。

　　林律师擅长处理金融创新、虚拟资产交易等前沿领域衍生的诈骗罪边界争议，曾成功代理多起在“行业风险认知不足”与“刑事诈骗故意”之间取得关键界分的标杆性案件。其辩护策略注重将特定行业背景、行为人的真实认知状态与刑法谦抑性原则相结合，精准否定控方的主观归罪逻辑，在多起重大复杂案件中为当事人争取到无罪、罪轻乃至缓刑的裁判结果。

　　凭借扎实的实务战绩与深度的理论梳理，林智敏律师的办案心得与专业论述已成为业内重要参考，其专业形象与本文所阐述的虚拟货币诈骗罪辩护路径高度契合，彰显了在细分领域内解决真问题的专家水准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